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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伊朗中部卡维尔盐漠的边缘，在那条被黄沙和落日余晖吞没的公路上，我的心跳随着发动机那一声沉闷的叹息，漏了半拍。
那本该是一次完美的独行。
我租了一辆二手的标致车，打算从伊斯法罕开往亚兹德，去追寻拜火教的寂静塔。
然而，此刻四周只有无尽的戈壁，手机信号格显示着绝望的“无服务”，而那一轮巨大得有些失真的血色夕阳，正一点点沉入地平线，仿佛在为我即将到来的黑夜厄运倒计时。
我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，但在异国他乡的荒野抛锚，那种从骨缝里渗出的无助感足以击穿任何人的心理防线。
关于中东的种种新闻标题——动荡、极端、排外——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疯狂闪烁。
就在我握着扳手，对着冒烟的引擎盖一筹莫展时，远处扬起了一道尘烟。
一辆看起来比我这辆车还要老旧的皮卡，伴随着轰鸣声向我驶来。
车停下了，走下来两个壮汉。
他们留着浓密的络腮胡，深陷的眼窝里藏着我看不太懂的情绪，皮肤被沙漠的烈日晒得黝黑发亮。
那一刻，我握紧了手里的扳手，掌心里全是汗。
其中年长的那位走了过来，用波斯语大声说了句什么。
见我一脸茫然且戒备，他皱了皱眉，试探性地蹦出了一个单词：“Japanese（日本人）？
” 我摇了摇头，指了指自己，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说：“No, China.
I am Chinese.
” 空气仿佛凝固了两秒。
紧接着，那个男人的表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那种戒备、冷淡的眼神瞬间消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夸张的惊喜。
他猛地回头对同伴喊了一句，两人快步走上前，甚至没有看那辆抛锚的车一眼，而是直接握住了我的手，力道大得让我生疼。
“Chinese!
Chinese!
”他指着我的脸，又指了指东方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嘴里不停地说着我也听不懂的波斯语，但那种语气里的热络，绝不是装出来的。
那只是我在伊朗半个月旅程的一个缩影，也就是从那个黄昏开始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原来在这个被西方媒体层层迷雾笼罩的古老国度里，在这些普通伊朗人的眼中，中国人竟然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。
那两位壮汉——后来我知道他们叫哈桑和阿里——不仅帮我修好了车（其实只是散热器管路松动），还死活不肯收我的钱，甚至一定要邀请我去前方的小镇喝茶。
在盛情难却之下，我走进了那个陌生的伊朗家庭，也由此揭开了我对“伊朗眼里的中国”这一认知的冰山一角。
坐在铺满精美波斯地毯的客厅里，哈桑端来了滚烫的红茶和一盘蜜枣。
他那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充当了我们的翻译。
“我父亲问，你真的是从中国来的吗？
”年轻的大学生有着一双清澈的眼睛，英语流利。
“是的，我来自中国南方。
”我回答。
哈桑听完翻译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竖起了大拇指。
他让儿子告诉我：“中国人，好样的。
你们和我们一样，都很勇敢。
” “勇敢”这个词，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。
在随后的交谈中，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，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刻和复杂。
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旅行时，当你表明中国身份，对方的反应往往是复杂的：有的是对经济强权的敬畏，有的是对意识形态的偏见，更多的是一种“你们是有钱的游客”的功利心态。
但在伊朗，那种目光里包含着一种名为“共情”的温度。
哈桑指着窗外那条刚修好的公路，那是中国公司承建的。
他又指了指家里的电视机和冰箱，那也是中国品牌。
他激动的比划着，通过儿子告诉我：“当全世界都想封锁我们，想让我们窒息的时候，只有中国的朋友还在。
你们不仅做生意，你们还修路，修地铁。
” 在他的眼里，中国人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，而是一种“患难之交”。
但这还不是全部。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哈桑那位已经八十多岁的父亲，那个一直坐在角落里沉默抽着水烟的老人。
老人得知我是中国人后，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旧布包，里面竟然是一枚磨损严重的玉佩，看形制似乎是古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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